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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东渡：源自中国的梅花
2024-09-05 15:34 互联网
梅与梅花是中国原生态的，最富于中国文化特色的植物，是华夏民族精神的典型载体。在梅花盛开时节，古人往往以梅抒情、喻人，以“梅”见天地、见自然、见人见己。梅花以其凌寒独自开放、坚贞不屈的姿态，素雅而不张扬、温馨而不浓烈的幽姿逸韵，不仅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以其独特魅力影响着日本。
近日，梅见品牌通过其简约而富有东方美学精髓的LOGO设计，成功地将传统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品牌LOGO的设计理念简约而深刻，由六个正圆巧妙地构成梅花状，采用特有的“冰梅蓝”色彩，不仅增强了品牌的辨识度，也展现了品牌的文化底蕴。尽管有观点认为梅见的LOGO与日本家纹“星梅鉢”高度相似，但实际上，梅见品牌LOGO的设计过程是完全汲取自中国传统纹样中的梅花纹样。追根溯源，日本的梅花元素也源自于中国。这种设计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诠释，也是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深刻体现。
一、梅花品种的引入
日本原不产梅，梅花传入日本的可追溯至盛唐时期。它是在以唐为中心的亚洲文化圈时期，随着贵族文化的风潮与柳一同从中国传来的，而对其玩赏之风则源于贵族仿效中国传来的赏梅风尚。
《図説：花と樹の大事典》中描述的“梅”及其插图，指出梅原产自中国 在奈良时代（710-794年），梅花最早抵达与唐朝的交通枢纽——九州太宰府，此后迁往首都奈良。梅花传入日本时，由遣唐使带来的梅数量不多，花卉栽培尚不发达，因此仅有京城的上层人士种植。［］它们首次出现在汉诗集《怀风藻》（750年）中，而在《万叶集》（770年）中更有大量诗篇专门歌颂梅花，显示了其在当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从《万叶集》可管窥，赏梅主体基本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贵族，且多集中于高雅的宴会场所赏梅，太宰府官员更是遵循唐朝风尚开创“梅花宴”。
官职级别 姓氏 官职名称 所属 人数
五位及其以上 三位 大伴旅人 大宰府帅 府内 7人
四位 紀卿 大宰府大弍 府内
五位 小野大夫 大宰府少弍 府内
粟田大夫 大宰府小弍 府内
山上大夫 筑前守 国司
大伴大夫 豊後守 国司
葛井大夫 筑后守 国司
六位 伴氏百代 大宰府大监 府内 6人
阿氏奥島 大宰府少监 府内
土氏百村 大宰府少监 府内
丹氏麻吕 大宰府大判事 府内
佐氏子首 筑前介 国司
板氏安麻吕 壱岐守 国司
七位 大典史氏大原 大宰府大典 府内 3人
荒事稻布 大宰府神司 府内
門氏右足 筑前椽 国司
八位 山氏若麻吕 大宰府少典 府内 6人
张氏福子 太宰府医师 府内
高氏义通 太宰府医师 府内
磯氏法麻吕 大宰府阴阳师 府内
志氏大道 大宰府算师 府内
田氏真上 筑前目 国司
八位以下 野氏 大宰府大令史 府内 6人
田氏肥人 大宰府少令史 府内
榎氏鉢麻呂 大隈目 国司
高氏海人 薩摩目 国司
村氏彼方 老岐目 国司
高氏老 对马目 国司
无位 笠沙弥 造筑紫观世音寺别当 府内 4人
土师氏御道 无 府内
小野氏国监 无 府内
小野氏淡理 无 府内
《万叶集》“梅花歌三十二首”作者身份简表，体现了上级阶层中流行的赏梅风尚
奈良时代，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进入平安时代（794-1192年），梅花在上流社会中继续流行，其花香和姿态被广泛赞赏。梅花频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如《枕草子》、《源氏物语》等记载梅花成为日本庭园中不可或缺的植物。到了镰仓时代（1185-1333年）与室町时代（1192-1555年），梅花成为流行的园林树木，更以其苍劲耐寒的特性，成为意志坚强之人推崇的象征，并在艺术领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桃山时代（1573-1603年）与江户时代（1555-1868年）见证了梅花品种的极大丰富和梅花盆景艺术的发展，《梅谱》中记载的“绿萼”梅即是在1708年传入日本。各地也涌现许多赏梅名所，梅花成为了连接大众的文化纽带。
镰仓-南北朝时代 （14世纪），藏于九州国立博物馆 在日本赏梅群体中，特别以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对梅花的喜爱为世人所熟知。菅原道真（845-903年），日本平安时代的杰出学者和家，被誉为“学问之神”。他不仅在个人生活中钟爱梅花，而且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和行为，对日本的赏梅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营原道真在其梅花文学创作中，显著受到白居易的影响，如在咏白色梅花的诗作里借鉴了白居易对白色花卉的描写技巧，将白梅比作“剪白绘”或“鹤毛”，以表现其纯洁和高雅。菅原道真被贬至太宰府时，曾赋诗告别京都庭院中的梅花，表达了他对梅花的眷恋。而菅原道真被贬之地及其埋葬地的太宰府市，将梅花作为当地的文化象征，成为了太宰府市和福冈县的徽记。如今供奉菅原道真的北野天满宫，每年春季梅花盛开，成为京都赏梅的绝佳之地。保存至今最早的菅原道真画像《束带天神像》即描绘了端坐于榻榻米坐垫上的菅原道真，其前侧童子的衣服和扇子上饰以梅花图样，画面前配以插着梅与松的花瓶。从这幅图中，菅原道真对梅花的喜爱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不仅反映了他对梅花的特殊情感，也显示了画作者在作品中成功塑造了菅原道真与梅花之间的深厚联系。日本现今赏梅文化不仅是对梅花文化的传承，也是对中日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其根源均应追溯至奈良时代从唐代传入梅花的影响。
二、诗歌中的梅花——以《万叶集》为中心
在奈良时代，随着梅花品种的引进，日本最古老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中涌现了大量以梅花为意象的诗歌。在这部包含4500首和歌的巨著中，咏梅歌数量竟多达119首，仅次于以“萩”为主题的诗歌141首，梅花几乎成为了花的代名词。这些诗歌不仅反映了日本古代文学的审美情趣，也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沃土之中。
《万叶集》卷第五《梅花歌三十二首》 《万叶集》中的梅花诗歌在形式上受到了中国诗歌的影响。中国的五言、七言诗形式在日本的梅花诗歌中得到了模仿，中国诗歌中的对仗技巧在日本梅花诗歌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大伴旅人《梅花歌》的形式与中国古典诗歌有着相似之处，而诗中梅花与雪的描写，以其鲜明的对仗，更是凸显了中国诗歌深远的影响。
《万叶集》中的梅花诗歌，不仅在形式上汲取了中国诗歌的精髓，更在主题、情感表达与审美情绪上与中国梅花诗歌有着深刻的联系。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梅花诗歌中，梅花都被视为坚韧、纯洁和高洁的象征。中国诗人对梅花的赞美，如其凌寒独自开的特性，深深影响了日本诗人。王安石《梅花》诗中有“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表现了梅花在严寒中独自绽放的坚强，与《万叶集》中对梅花坚强生命力的赞颂不谋而合。白居易的“雪月花时最怀友”中的“雪、月、花”，也已成为日本传统美的一部分。
《万叶集》中的梅花诗歌还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梅花的象征意义。首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梅花比喻美丽女性的影响，如隋朝赵师雄在罗浮山遇见美貌女子的故事，日本诗人也将梅花视为年轻美貌女子的象征。《万叶集》中的梅花诗歌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了女性的美丽与纯洁。其次，借鉴中国诗歌中以梅花象征爱情的表达方式，如《诗经》中的《有梅》和李白的“青梅竹马”，《万叶集》中近五分之一的梅花诗歌也常用来隐喻男女之间的恋情，突显了梅花在爱情表达中的重要地位。最后，梅花的凋零往往被用来象征时光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暂。《万叶集》中的诗人通过观察梅花的盛开与凋谢，抒发了对生命无常的感慨，这与中国诗人“报春花”的表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万叶集》中梅花诗歌的丰富内涵和艺术形式，深受中国诗歌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深远得益于日本文化中对植物的深厚崇拜传统，以及奈良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密切。在这一时期，大量中国文化和文学成就被引入并融入日本文学之中。大伴家持，作为《万叶集》的重要编纂者之一，他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和对梅花的特别偏爱，不仅丰富了日本的文学创作，也进一步推动了梅花诗歌在日本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梅花不仅是自然界中的一株植物，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坚韧、纯洁和高洁的品格。
三、物质文化中梅花元素的传入
随着诗歌中梅花意象的广泛运用，中日商品交流的频繁也带来了大量陶瓷器、漆器、乐器、书画等艺术品传入日本，这些艺术品与工艺品中的梅花元素开始在日本流行。
（一）书画
镰仓时代初年，南宋的绘画艺术开始东渡至日本。特别是南宋时期禅宗的流行，其艺术理念和表现形式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僧侣纷纷渡海来华求法，或通过商人的往来，将南宋的佛教文化和绘画艺术带回日本。镰仓圆觉寺所藏的《佛日庵公物目录》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宋元画目录之一，它详细记录了当时传入日本的绘画作品，其中便包括了梅、竹、兰等，这些作品对日本画的创作内容与风格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墨梅，作为南宋绘画中的一个标志性主题，以其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特点，深刻影响了日本墨梅艺术的发展。梅花的坚韧、纯洁和高洁，不仅在文学中得到了赞颂，在绘画中也成为了传递这些品质的重要媒介。
（二）陶瓷器
唐代陶瓷，尤其是唐三彩，在其丰富的装饰图案中，梅花纹饰占有一席之地。这些纹饰以简单的装饰性图案呈现，通过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途径，传入日本，激发了日本对梅花图案的创作灵感，进而在日本陶瓷和其他工艺美术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发展。在中国，至少有十余处窑场烧造唐三彩，包括河南巩义黄冶窑、白河窑，陕西铜川黄堡窑，西安醴泉坊窑，西安东市三彩窑，河北内丘邢窑，石家庄井陉窑，曲阳定窑，山西浑源界庄窑、古磁窑，晋城泽州窑，四川邛崃窑等。这些窑场生产的器物，以其斑点、条纹、菱格、波折纹、几何形花朵等图案，展现了唐三彩的装饰艺术。
梅花纹饰唐三彩相关器物 唐三彩不仅作为贵重的礼品和贸易商品被带入日本，而且迅速受到日本各个社会阶层的喜爱，渗透到了日本的生活、宗教、婚丧以及手工业等多个领域。在奈良等地的遗址出土的大量唐三彩陶瓷，证明了它们作为早期贸易陶瓷被外销至日本的。随着唐三彩的传入，日本陶瓷生产开始模仿其技法，尤其是奈良三彩的产生，正是在中国唐三彩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新品种。奈良三彩继承了唐三彩的多彩釉色和装饰技法，而大量输出至日本的梅花纹饰也在此时对日本的工艺美术创作产生了影响，这些梅花纹饰丰富了日本陶瓷艺术的表现形式。
（三）漆器
唐代标志着中国漆器工艺的黄金时期，其漆器不仅在国内广受青睐，而且通过遣唐使等渠道至日本，对日本漆器工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漆器以其精湛的工艺、华美的装饰和多样的技法而闻名，包括金银平脱、螺钿、密陀绘等技术，这些技艺在日本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正仓院所藏的漆器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窥探唐代漆器在日本的窗口。正仓院收藏了圣武天皇生前遗物、东大寺法事中使用的相关物品以及造东大寺司相关的物品，共计约17万件，其中许多器物源自中国唐朝。正仓院的漆器收藏中，奈良时代的作品尤为丰富，这些作品在技法、纹样与制作工艺方面都明显受到了中国漆器的强烈影响。唐代漆器东传至日本，与佛教的密切相关。许多漆器作为佛教仪式中的用品或供养品被带入日本，例如漆制的佛像、经箱等。［ 程红梅：《漆器与古代中日文化交流》，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这些漆器，包括经箱、琵琶等，常饰以梅花纹饰，不仅作为唐朝与日本文化交流的见证，也使得梅花纹饰随之传入日本，成为两地文化交流的物质象征。
（四）以梅纹为中心的考察
梅花徽章在日本各地家族的徽章中占有重要地位。梅花徽章主要分为两种形式：梅花徽章和梅钵徽章，其中梅钵徽章更为常见。包括菅原、高辻、白川、前田、斋藤、东房城、桑原、清水、山本、唐桥、相良、漆岛等在内的150个家族，以及鹿儿岛、广岛、熊本、长崎、佐贺等地区，都广泛使用了梅花徽章。
梅花家族徽标 溯梅花徽章的起源，可以回溯至日本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初期，特别是高野山赤不动明王画像中。赤不动明王的服饰上错落有致地装饰着多个梅花纹，与现代所见的星梅钵颇为相似。根据现有研究，赤不动明王像作为日本密宗艺术的，深受中国佛教艺术的影响。随着密教经典的东渐，密宗神祇赤不动明王的形象从中国传入日本，唐代的密宗典籍为这一形象提供了具体描述。日本高僧空海，作为日本真言宗的创始人，其入唐求法之旅不仅带回了大量佛教经典，也将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灵感带回日本。空海在不动明王的艺术创作中，明显借鉴了唐朝的艺术风格。在创作过程中梅花元素的运用，可能也与其他物质文化中的梅花元素一样，可追溯至唐朝文化。
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初期，藏于高野山別格本山明王院
有研究认为，梅花徽章作为家族纹章的使用始于供奉菅原道真君的天满宫，随着供奉道真的天神信仰到日本各地，纹章也随之。位于日本九州北部福冈市的博多地区，曾是鸿胪馆所在地，负责管理蕃客及其活动。在博多遗址群出土的大量中国陶瓷器中，有两件带有墨书的龙泉窑青釉碗，其外底部装饰有类似于“星梅鉢”的纹饰。这两件器物地距离太宰府天满宫仅十几公里，因此有可能这些写有“星梅鉢”墨书的器物原本是要运输到天满宫的。墨书证明了宋代龙泉窑陶瓷器与天满宫的关联性，也从某种角度证明了梅花纹饰与中国的各种渊源。
结语
梅花，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载体和精神象征，不仅以其坚韧不屈的姿态和素雅的风韵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更跨越海洋，东渡至日本，深深影响了日本文化和审美。从盛唐时期开始，梅花随着文化交流的浪潮传入日本，逐渐成为日本庭园中不可或缺的植物，从《万叶集》中的咏梅诗歌到陶瓷、漆器上的精致纹饰，梅花与梅花纹遍布日本的艺术与工艺品之中。菅原道真之爱梅以及梅花族徽的流行，进一步印证了梅花在日本文化中的深远影响。
文/中山大学学博士 胡百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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